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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二十五：
什么是“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 ，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 、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 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 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 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 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 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提高 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农民负担重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 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 增收放在第一位。
资料二十六：
解决“三农”问题的五个关键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 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 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 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 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 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五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资料二十七：
小农经济与“三农”问题
一、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
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解决这个矛盾有 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1)消灭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这是开历史倒车，既不可取也不 可能。
(2)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平共处、共存共荣。这种良好愿望几近空想，即使权宜之计可 以短期维持市场经济下的“田园风光”，但长期的内在矛盾发展则是无法调和的。 (3)消灭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大农业相比，小农经济 是一种落后的 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 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 第三卷，第9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 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
二、“怎样消灭小农经济”才是真问题
“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标本兼治。在指向“治本”的大方向时，治标的目的是缓和矛盾 并为“治本”创造条件。中国的国情和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在消灭小农经济从而解决“三 农问题”的选择中，或许并没有最优解，而只有次优解。于是在政策上，消灭小农经济的努 力便不得不修正为缓解“三农问题”的种种权宜之举。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 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不得不在“促进小农解体”和“保护小农经济”之间游离(比如： 农产品收购保护价、鼓励农民进城的各项措施、加入WTO对农业的让步、取消户籍制度的动 议、粮食直接补贴、稳定承包制不变等等)。这是明智的，但是在推行权宜之举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始终把握住“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使得缓解“三农问题”的权宜之计最 终指向“消灭小农经济”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正是对这个方 向的确认和引导。说它是“确认”，就在于“消灭小农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依据， 离开了城乡的统筹发展，小农不可能自己消灭自己，小农经济不会自动消亡；说它是“引导 ”，就在于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城乡统筹发展、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当然，十六大提出的“ 统筹城乡发展”还只是“破题”，如何“解题”尚有待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我对此的 初步认识是：
(1)尽管“跨越式发展”的主张用心良苦，但“劳动密集型”很可能是中国产业结构今后 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所在，也是“统筹城乡 发展”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破产小农的消融就无法与城市化的展开良性 互动，“二元社会”的差距就会演变为越来越严重的断裂危机。
(2)目前，用土地私有制来置换承包制的条件并不具备。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来看，在 城 市尚无能力吸纳大部分破产小农的条件下，承包制而不是私有制必然成为农村的基本制度选 择。中国政府始终没有轻率地实行土地私有化，因而在延缓了小农分化速度的同时，也缓解 了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尽管这种选择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在实践中确实是明智的。 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学者只知道拿理论去裁剪实践，所幸决策者十分清醒，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
(3)我个人认为，对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改革固然应当积极支持，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 集体化道路的新探索(比如南街村的制度设计)，也不宜轻率地否定。不要一提“集体化” 就神经紧张，动辄扣上“左”的帽子。既然小农经济的消亡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那么凡 是既能瓦解小农又是低成本的制度创新探索，我们就应当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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