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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文章：悄变的大都市

　　在执笔首钢搬迁，探解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时，我们有机会再次思考一个古老的命题：什么是城市？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给城市以这样的描述：“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昔日在僻远的乡村，人们对大城市怀有无数美好和浪漫的想象——城市里有着充足的食品、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有着乡村里永远也不可能享有的物质和精神供应。

　　突然有那么一天，当他们置身于大都市的喧哗，试图在那里播下生命之种的时候，却不知道脚下的道路要通向何方。往日看似寻常的田园风光此刻化作酽酽的乡愁，抚慰着那颗动荡的心。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度将城市视为生产和制造的中心。时光倒溯20年，当面对首都北京上万根烟囱时，是否有很多人激情澎湃——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都市？

　　城市是有限空间内人口和资源的聚集体，当城市过多地承载各类产品的制造时，我们甚至失去了蓝色的天空和洁净的水源、空气。

　　现代的城市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城市已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可命题同样存在。当我们拥有了汽车和越来越宽敞的住房时，我们会不时地追问：我们生活得更好了吗？我们是否在城市里重新找到了精神家园？

　　这样的问题或许没有终极的答案，却逼迫着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的意义。

　　城市是社会财富的容器，集中了各类资源、资本、劳动力和创新思维，集中了生产力的构成。它当然是生产力的中心、社会发展的驱动器。

　　随着产业的升级，处在城市群中心的核心城市，其生产的概念正在脱胎换骨。原来城市生产出的是具体的、直观的商品，如手表、自行车、钢铁等，而现在，我们需要城市“生产”出思想、艺术、文化和各种服务，让“中国制造”不断升值。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给出一个城市定义，让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所扬弃，回归它的社会属性，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够在城市里和谐地生活，充分享受城市给我们带来的财富。

　　我们当然明白，对城市这样浪漫的想象会受到许多现实的制约，包括让重化工业迁出城市，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公共服务的补给等方面会承受更多的压力，这也是当前城市定位与城市发展的困惑所在。

　　但我们相信，只有让城市升级，我们的社会才会升级，一切有悖于城市发展规律的现实障碍，会在理性和规律面前失去存在的理由。

　　《瞭望》文章：首钢搬迁效应

　　随着钢铁、化工这些“硬产业”迁出北京，北京将置换出发展“软产业”新空间，追求一个国际化都市应有的功能定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舒

　　曹妃甸，原是渤海湾一个沉寂千年的小岛，涨潮时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如今正在进行一项世人关注的钢铁大工程。

　　4月7日上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驱车来到这里。强劲的海风中，绞吸船倒海翻沙，施工车辆穿梭往来，石油码头正在打桩，载有数十万吨铁矿石的巨型船正在进港……

　　采访车的GPS卫星导航系统上，十分确切地显示我们现在行驶在海平面上。一年之前，记者脚下站立的这片土地还是汪洋大海，电子地图显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

　　一个310平方公里的工业区呼之欲出。一座包括“大港口、大钢铁、大化工、大电能”等四个产业为支柱的现代化城市，正在这里迅速崛起。其中“大钢铁”即指在这里建成一座年产千万吨精品板材、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这个钢铁联合企业的前身，就是北京首钢。而到了河北省的曹妃甸，这一钢铁联合企业有了新的名称：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其资产组成为：首钢控股51%，唐钢占股49%。

　　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首钢搬迁方案，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2010年首钢将搬迁完成。

　　国家发改委关于首钢搬迁的批复中说：“对于首钢在河北唐山的曹妃甸新厂建设，要求按照循环经济理念，结合首钢搬迁和唐山地区钢铁产业实际，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通过首钢的搬迁，还要加快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而具体承担《首钢工业区改造规划》的北京市规划委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透露。首钢搬迁后，工业区旧址的功能已初步定位为“城市西部综合服务中心”和“后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区”。

　　此后，随着首钢产能的递减和“新首钢”建设步伐的加快，首钢正在北京作最后的“谢幕演出”。

　　首钢的搬迁和新首钢的建设，给《瞭望》新闻周刊进行“重工业淡出大都市”的专题调研提供了最佳的切口和视角。经济在快速发展，城市在快速扩张，而我们的大城市，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定位，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并成为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家园？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

　　首钢的建设和搬迁，牵动着几代中央决策者和广大的老百姓。

　　距离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仅二十几公里的首钢，建厂于191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策层认为北京应该承载更多的生产功能，要建设成全国的“经济中心”，首钢迎来快速发展期。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首钢产量更由100万吨猛增至800万吨，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排第一位。随着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对大气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90年代初最为严重的时期，在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范围内，首钢的粉尘排放量平均是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事实上，早在1986年首钢产量只有150万吨时，就有专家发出过“首钢迁，还是首都迁”的警报，90年代后期更是发起了“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讨论，随后便是个漫长的论证过程。

　　1994年，首钢的钢产量达到了823万吨，而厂区的降尘量也达到市区的29倍。人们开始关注这一矛盾，有人提出把首钢迁出北京的建议。

　　1995年，首钢宣布，将钢产量限制在800万吨左右，并关闭了每年盈利一亿多元的特钢公司和一些建在市区内的重污染企业。此后，首钢每年从生产利润中拿出30%来治理污染。

　　1999年，首钢作出再次减产80万吨的决定，并通过高新科技改造，把发展重点转移到高新技术产业上。首钢的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到2001年首钢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加强环保，又进一步降低了污染量。2002年，首钢的环保投入达到2.41亿元人民币，几乎相当于首钢当年利润的50%。

　　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决策层终于痛下决心，将首钢迁出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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